二十世纪末中国经济面临着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其进一步发展的难度显著增加。社会各阶层都十分关注这个话题：中国经济能否突破所谓“二十年增长极限”？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曹子坚编选的《泥淖中的跋涉》一书为该问题部分地提供了答案。
作为“当代中国与世界年报丛书”（2000年版）的一个组成部分，《泥淖》首先是一本“新”书。对经济问题研究比较感兴趣的人大都会面临这样的难题：当他拜读一本质量较高的经济学著作时，常常会发现书中所引用的资料是多年以前已显“陈旧”的东西，书中所阐明的在当时也许新颖的观点也早已被人们熟知甚至被“丢弃”。解决这个难题显然要求不断了解并掌握经济运行及其理论研究的最新动态。
《泥淖》实际上正是编者追踪中国经济运行和经济研究最新动态的产物，“新”正是该书的生命所在。《泥淖》之新，并非单纯的新观点和新文章的汇集，更非简单的新现象和新资料的罗列，而是对于新现象、新观点的系统性有机聚合。该书所选近两百篇文章的作者，既有著名经济学家和专家学者（厉以宁、何炼成、路甬祥等），也有著名企业家（段永基、刘永好、鲁冠球等）；既有高层决策人士（曾培炎、龙永图等），也有普通老百姓（沈洪嘉等）；既有外国知名人士（B．鲍尔佳阔夫等），也有港澳社会贤达（孔宪铎等）。被编选进该书的文章，虽然并不能完全代表各位作者在有关领域所取得的最高成就，其内容并不一定都很全面，其思想并不一定都很精深，但却都反映了各位作者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上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最新认识与思考。“诺贝尔经济学奖距离中国有多远？”、“不能按政治家标准选择企业家”、“中国企业的四大流派”、“中国经济比美国差多远？”、“只有国兴科教，才能科教兴国”等文章都是如此。
《泥淖》也是一本“精”书。从上千种报刊杂志（书籍）中筛选出最有价值、最具有代表性的文章，虽然谈不上完全地“去伪存真“（许多经济观点的伪与真在较短的时间内确实是难以判断的），但却绝对是“去粗取精”。其原因至少包括：一是经济问题有大小、缓急、轻重之别；二是不同的人对同一经济问题，有不同的认识；三是同一个人对某一经济问题的认识还有不同的表述。将由于问题不同、认识不同、表述不同的众多文章浓缩为一个精品，并将其系统而又比较合理地安排在编者的“体系”中，其繁杂程度在某种意义上并不亚于写一本新书。《泥淖》编者去粗取精的结果从所选文章的篇幅上也可以看出，该书所选文章绝大多数在两千字左右，相当一部分不足千字，然而，针对某一问题的每一篇文章，尽管篇幅短小，但却一“文”中的，毫无许多文章常有的隔靴搔痒之嫌。“绝不能以养猪理论对待中国的私营经济”不足五百字，但却明确指出了处理政府与私营经济的一个基本准则；“警惕苏哈托家族式的腐败”仅六百字，其立论发人深省，促人沉思；“政企不分，企业只能红火三两年”亦不足六百字，但却是厉以宁先生关于国有企业陷入困境原因的精辟论述。另外，该书所选许多文章显然对原文做了大量删节，虽然有削弱原文说服力之嫌，但其观点亦更加突出，表达也越发洗练，这同该书取“精”的主旨是相承的。
《泥淖》还是一本“实”书。经济问题实质上就是吃、穿、住、行的问题，它同每个人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借用何清涟女士的一句话，它并“没有什么深奥的东西”，许许多多深奥的经济理论，无论它是用代数的几何的方式表达，还是用晦涩拗口的文字来阐述，其最终的落脚点和答案都在现实生活之中。离开现实生活的经济理论是苍白无力的。《泥淖》编辑的作品所涉及的绝大部分，都是中国普通人最关心的实际问题。并且相当一部分作品直接聚集于现实经济热点问题，例如，“牟其中及其他的超级构想”、“姜伟4．14事件后的思考”等文，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的缺陷；“股市黑箱操作揭秘”、“从广信事件收获的苦涩果实”等文则为关心中国金融发展的人们提供了有关的实际情况；“彩虹桥、九江大堤、北京西站……1000亿的豆腐渣”、“真实的谎言”等文则向读者展示了影响中国经济安全的诸般因素。《泥淖》一书的编者，显然抱有这样一种希望：当你读过这本书之后，发出一声感慨“原来如此……”。
《泥淖》之新、精、实的特色，实质上都紧紧围绕着一个主题，这个主题也是编者编选该书的真实意图所在：通过全面系统地反映中国经济的巨大变化和社会各界对中国经济成败得失的多维思考，为每一位关注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前景的人士（包括决策人士）提供进一步思考相关问题的平台。尽管由于方法、角度和认识水平等方面的差异，《泥淖》所选文章不可能对中国经济的每一个侧面都涉及到，对所涉及的问题也不可能必然得出明确的甚至唯一的答案，但也正因为如此，读者从中能够得到的启示将会更大，影响也会更加深刻。正是这个意义上，《泥淖》为中国经济能否突破“二十年增长极限”这一问题部分地提供了一种答案。
